“目前，制造业产能过剩仍是普遍现象，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内外需扩张又受到多重限制，制造业企业对未来的市场预期并不乐观，这也是企业投资意愿下降的原因之一。”刘立峰说。

　　金融、房地产挤出效应不容忽视。炒房、炒汇、炒期货获得利润过于轻松，不需要过多的土建和设备投资，不需要技术和工艺创新，不需要培养大批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不需要工匠精神和潜心钻研，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投资重点转移到银行理财、信托投资、股权投资及不动产等领域，原本应投入到制造业的资金被抽走或截流，不仅对制造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还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要素成本明显上升、企业投资升级难度较大等因素客观上也制约了制造业投资增长。一方面，人口红利减弱、土地及人工成本上涨、环保治理成本增加、制度性成本较高等，抑制了制造业投资的扩张，也造成了纺织、化工、电子等向东南亚转移;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从以往依赖劳动力和资源的粗放发展转向依赖技术和创新的集约发展，这一转型并不容易，“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提升活力要打好“组合拳”

　　“制造业投资增长不足，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企业技术进步等都带来了不利影响。当务之急，就是要打好‘增、抑、降’组合拳，推进各项政策举措真正落地，尽快恢复和提升制造业投资活力。”刘立峰说。

　　所谓“增”，就是要增强企业的投资意愿。刘立峰表示，财政和货币政策应保持总需求的适度合理扩张，进一步加大服务业等领域的开放力度，出台更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情况下，要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欧洲、拉美等国家的合作，对冲外贸出口下行风险。同时，要加强企业家财产保护，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促进政府诚信施政;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侵权行为给予严厉惩处。

　　所谓“抑”，就是要下决心抑制资产泡沫。“要促进制造业投资复苏，就必须坚决遏制房地产和金融投机活动。”刘立峰指出，要加强对房地产信贷闸门的控制，建立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推动金融机构去通道、去链条、降杠杆，为实体经济提供针对性强、附加值高的金融服务，要畅通IPO通道，加强债券市场建设，提高资产证券化效率，让产业资本更具流动性，让更多金融资本愿意投资制造业。

　　所谓“降”，就是要推动企业减负担、降成本。刘立峰建议，在劳动合同管理上，应更好平衡企业和劳动者的权益，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让企业可以优胜劣汰，让能者多得，让多劳者多得。清理和取消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阶段性下调企业社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加大对企业污染治理的财政补贴和财政投资力度，避免由企业单独承担环保成本，进一步深化企业投资项目审批及商事制度改革。

　　刘立峰表示，除了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等举措外，政府还要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比如，遴选实施一批制造业标志性项目，引导企业参与承担相关任务，采取基金、贴息、贷款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新产业开发;再如，在政府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中给予中小企业同等待遇，实施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与申请财政补助和奖励挂钩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