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生性别比与婚姻挤压方面。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将对我国婚龄人口形成婚姻挤压问题。2023年我国处于婚龄的男性数量比女性多出2400万以上，其中24—28岁的男性4900万，22—26岁的女性只有3900万。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观点，男多女少造成婚姻挤压属于“个人困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引致“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有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带给家庭和社会新的风险。这需要通过政策调整达成家庭生育目标与生育意愿的平衡，弱化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在生育行为上减少对出生人口性别的人为干预。

　　在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发展方面。流动人口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社会群体，过去在社会上一定程度遭受经济机会、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排斥，城市原居民与新移民分割式的管理形成了流动人口权利长期被忽略的单向城镇化。2013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和乡村的振兴，这有利于打造一个平等的城乡人口发展和转移发展体系。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制定的运行规则和制度政策，要重视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价值和尊严，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让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流动人口具有城市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和平等发展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为流动人口就地城市化和市民化提供共商、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体系保证，这是农村产业结构转换中的选择。

　　在家庭规模变化与发展方面。我国家庭安全问题表现为：一是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形态;二是2010年我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其衍生的养老、情感等家庭问题将外溢为社会问题;三是我国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已累计超过100万个，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四是我国传统的大家庭形态目前演化为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核心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家庭形态多样化，这使得家庭功能与需求的对应结构和均衡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这可能会导致“人口问题催化家庭问题、家庭问题外溢为社会问题”。这亟待社会政策增强我国家庭功能，建立权利与责任共存的家庭政策体系，帮助家庭构造或巩固固有的能力或优势。

　　在人口健康状况与发展方面。我国预期寿命和健康寿命取得了长足进步，2023年平均预期寿命76.34岁，健康预期寿命68.7岁，但慢性病增加、患者年轻化等新的健康变化趋势开始出现，而且随着人类疾病谱系的演化，精神和情感层面的健康问题也日益增多。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一是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加快打造我国一流的健康产业集群，包括医药产品、保健用品、营养食品、医疗器械、健康咨询等多个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二是通过健康教育提升我国人口的健康意识，包括健康防病教育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建设包括健身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培养合理膳食、定期体检的习惯，重塑不同人群的健康行为;三是社会要全面关注人口心理健康问题，对心理健康检查和诊断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